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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踐行群眾路線的經驗》

2018-05-25 08:37:34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踐行群眾路線的經驗》

     從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落戶“陜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在陜北吳堡縣東渡黃河,迎接革命勝利的曙光這近13年時間稱之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這十三年里形成了包括“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張思德精神”“南泥灣精神”在內的“延安精神”。正是這些精神的力量,才使中國共產黨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創造了“延安奇跡”。毛澤東稱贊:“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它呢”“延安奇跡”的出現最根本的要歸功于中國共產黨認真踐行和落實群眾路線。

  前提:科學界定人民群眾的內涵和范圍

  群眾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概念。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治語境中,群眾概念通常可以與人民、人民群眾相通用,是指無數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前進的人們。人民群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內涵和范圍。正因如此,毛澤東1925年12月1日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篇之句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前中期相繼犯過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當時的“左”傾中央片面地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背叛了革命,開始反對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將他們排除在群眾之外,實行“左”傾關門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深入,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聯合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是這一時期共產黨的主要任務。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會議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方針。因而,這一時期的人民群眾所包含的范圍大大擴展,包含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除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外,還包括以國民黨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群眾組成鞏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進步勢力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是抗日戰爭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間勢力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爭取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頑固勢力是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抗日派。他們既主張團結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對于他們,共產黨要采取既聯合又斗爭的政策。人民群眾內涵的科學界定和劃分是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統治集團推行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把廣大人民群眾推到了饑餓和死亡的邊緣。國內形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對群眾的內涵做出新的界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追隨蔣介石發動內戰政策,自然就成為我們的敵人。其他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都屬于人民群眾的范疇。1947年10月,毛澤東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所以,這一時期的人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等廣大階級和階層。由這些階級和階層組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鞏固、更加廣泛,從而也就為中國共產黨匯聚了最為廣大的民心和民力。

  核心: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切理論和奮斗都應致力于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政治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真心實意地幫助人民實現自己的利益。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眾,服務群眾,成為“為民謀利”“人民救星”的光輝典范,并涌現出像白求恩和張思德那樣的楷模榜樣。毛澤東說道:“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延安時期,黨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一切活動,都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政權建設上,實行“三三制”民主政治,真正使人民當家作主。經濟上堅持把給人民群眾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作為黨的根本任務。“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著名的“減租減息”土地政策。內戰爆發后,從1946年開始,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由各地分局具體負責,在新老解放區陸續開始了土改。1947年10月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把土改運動推向了高潮。使得農民在經濟上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由于中國共產黨真正解決了廣大農民最為關心的土地問題,堅定地為農民謀利益,因此,就贏得了占中國人口80%農民的堅定支持,同他們建立了鞏固的聯盟。對于民族資本主義,共產黨認為中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需要它們在中國來一個廣大地發展。另外,共產黨人嚴格要求自己,拒腐防變、為政清廉。在延安時期的艱苦歲月里,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開辟了根據地的一片新天地,1943年10月,毛澤東視察南泥灣時講到,“困難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正是因為共產黨人從上到下都一致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從而保證了共產黨人作風上的純潔性,也贏得了延安老百姓的真心擁護。延安老百姓自發地改編民歌來表達對共產黨的熱愛:一疙瘩玻璃四下明,咱和共產黨一娘生,共產黨來了燒開水,反動派來了埋地雷。周恩來后來也動情地說道,“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沒有延安就沒有新中國”。

  關鍵:堅持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解決“橋”和“船”的問題就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就是深入到群眾中去,通過認真地調查研究,了解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到群眾中去”就是“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這其中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做社會調查。1941年3、4月份,毛澤東專門為《農村調查》寫了序言和跋,強調:“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另外還強調做好社會調查一定要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去扎扎實實地開調查會,傾聽群眾意見,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940年代初,陜甘寧邊區由于征收公糧太多,邊區群眾普遍感到不滿,甚至有人喊出“雷劈毛澤東”的怨言。聽到這些怨言,毛澤東沒有生氣,而是主動找來一些老鄉代表到窯洞里談心,采納和集中群眾的意見,實施“精兵簡政”和開展大生產運動。這些舉措的出臺不僅受到邊區干群的一致擁護和好評,而且使邊區的困難局面大為改觀。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強調: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于中國人民究竟有什么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從群眾中來,到群眾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最終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支持和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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